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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峰山下忆父亲何炳松
(发布单位:宣传部  来源: 日期:2006/3/24  点击:981)

    春节前夕,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家何炳松的二女儿何淑馨回到阔别13年的故乡。
  80多岁的何淑馨老人满头银发,精神爽朗。她和女儿、孙女在市政协文史委、婺城区有关人员陪同下,走访了侍王府、档案馆、道院塘等地。2002年,在旧城改造中,位于市区文昌巷的何炳松故居被拆,室内陈列的物品现保管在侍王府和市档案馆。而婺城区罗店镇后溪河村是何炳松的祖籍地。从未去过后溪河村的何淑馨也在家人的陪同下,踏上了这块美丽的土地。村里的富裕和美丽让她感到非常吃惊,连连说村里的洋房比上海的还要漂亮。听说何炳松的女儿来了,村中几位老人都特意来看望何淑馨。
  2006年1月24日晚,何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父亲生前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她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怀念父亲。”
  何淑馨说,父亲生前在上海工作时,虽然工作繁忙,但每年都要抽空回金华拜访长辈,为父母扫墓。每次回金华,父亲总要带子女们到双龙洞或尖峰山去走一走,看一看。“父亲去世后,我们把他的墓地选在尖峰山脚下的道院塘。双龙洞和尖峰山是父亲很喜欢的两个地方,也是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的地方”。
  对金华的山山水水、饮食小吃,以及金华佛手、金华火腿等特产,父亲都很有感情。何淑馨说:“我们家虽不在金华,可我们常常吃到金华的饮食,妈妈经常做金华菜,有藕饼、肉丸、酱肉、干菜肉还有萝卜丝做馅的半月饼。金华干菜酥饼特别好吃,非常香,家乡有人来上海时都会给我们带,我们全家都特别喜欢。”
  在家里,父母都讲金华方言。虽然何淑馨出生在上海,到金华的时间也不多,但是她和姐姐都会讲金华话。如今,何淑馨老人仍然可以讲一口地道的金华话。何淑馨告诉记者,在她9岁那年,父亲回金华养病,全家人都一起回到金华住了半年。当时她进入金师附小读书,每天都很早到学校,“早早地到学校就是为了抢到秋千,一直玩到上课。从家里到学校要路过府城隍、四眼井、净渠头和酒坊巷……”
  何淑馨说,父亲总是教育我们要关心那些比自己苦的人,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外婆家在曹宅,从金华城里到那里需要坐轿子,一路上,父亲总是经常叫抬轿的人停下来歇歇。父亲从不打骂我们,但是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在上海时家里雇有保姆,可吃饭的时候,父亲不允许我们伸手叫保姆添饭。有一次,有位在上海邮局工作的金华老乡到家里来拜访,那天正好我们从外面吃饭回来,还买回了一个草莓蛋糕。我们切了蛋糕给客人吃,等客人走后,父亲责问我们凭什么看不起别人。我们不知道父亲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父亲发现给客人盛蛋糕的盘子比我们自己用的小一些,也旧一些,蛋糕切得也不够大。
  何炳松是位非常重友情的人。他有位朋友叫李石岑,很早就因病去世了,留下几个孩子和妻子,生活比较艰难,何炳松就把他的妻子安排在暨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拜年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到他家。“父亲去世时,在上海殡仪馆举行的追悼会上,来追悼的人中有1/10是那些平时为父亲做事的,比如为他做过衣服的裁缝,还有办公室的清洁工”。
  谈起父亲对自己的要求,何淑馨老人还很清楚地记得考大学的事。那年日本兵进入上海租界前,暨南大学内迁到福建建阳,当时何淑馨离高中毕业还有一个月,就随父亲到了建阳。按当时的政策,可以按同等学历的身份报考大学,她想报考父亲当校长的暨南大学,但是父亲不同意,认为她的成绩没有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后来,她瞒着父母报考了一所离建阳有三小时路程的大学,并被录取了。在那所大学读书的一个学期中,父亲给她写了五封信对她进行鼓励,教育她要尊重老师,对同学要友爱,生活上对自己不要太苛刻,对同学不要太吝啬。在一封信中,父亲回忆自己在美国留学时是如何想家的,并对女儿说:“你比我当时年纪还小,一个人在外读书很不容易,到春假的时候,我和你母亲会搭便车来看你。”她从字里行间看出,父亲其实是很疼爱她的。
  一个学期后,何炳松终于同意女儿报考暨南大学,但条件是必须进行补习。后来,何炳松请了文学院的许杰和理学院的江之勇老师给何淑馨补课,并让她参加暨大的入学考试。1986年,校友们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还发现了两张有许杰和江之勇老师签名的当年何淑馨上课的成绩单。
暨大内迁挽狂澜
  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大学,学生中有钱子弟多,学生纪律涣散,当时,学校急需一个有学问又有管理能力的人出任校长,何炳松就是“临危受命”的。那是1935年,当时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有人劝他别去,留在印书馆可以写出更多的学术著作。但他的学生郑振铎等人愿意跟老师一起去暨大,当时周谷城也在暨大当老师。何炳松去担任校长后,经过两年的整顿,暨大的情况有了好转。当时有位校友对何淑馨说,何校长去了以后,学生才能真正在课堂上学到知识。两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何炳松及时把暨南大学迁到法租界,后来又迁入公共租界继续办学,成为当时上海“孤岛”内唯一的国立综合性大学。1940年春,汪精卫在南京就任伪职,下令上海各校放假庆祝。学校里各帮派的学生代表给何炳松施加压力要求放假,何炳松明确表态,“曹汉不两立,忠奸不并存”,拒绝放假。
  何淑馨回忆道:当时,局势很紧张,大家商量好,如果租界出现一个日本兵,学校就内迁。有一天,在公共租界的堂侄何德奎告诉父亲,银行里有钱的话赶紧取出来。得到消息后,父亲就把学校存在银行里的钱全部取出,抢在上海沦陷之前,率师生迁往建阳,保存了学校的实力。日本军队占领租界后,银行被封存。来不及取钱的学校没有经费内迁,父亲就把学校的钱送一些给其他的学校。当时,暨大是上海唯一一所完整内迁的学校。
  何淑馨说,父亲在暨南大学的11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时期,是学校最艰难的时期,也是父亲非常劳累的11年,而且由于这其间经费紧张,父亲生病也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身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1946年抗战胜利,暨大从福建建阳迁回到上海,父亲有个心愿,要把上海一批失业在家的教授请到暨南大学,重振学校。正当工作有些眉目的时候,突然报纸上公布了一张调令:聘任何炳松为英士大学校长。何炳松事先对此一无所知,他实在不愿离开工作刚刚有起色的暨大,他的身体也不允许他去一个新的岗位。何炳松给教育部发了电报:因身体有病,请准许两年病假。教育部回电:不许。何炳松随即回电: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后,他一边做暨大的移交工作,一边筹备英士大学的工作。
  后来,有朋友建议,离开上海之前,最好到医疗条件比较好的上海中美医院做个检查。7月15日,父亲进医院做检查。结果,当天中午还含着烟斗批阅文件的父亲,到7月25日就被送进了殡仪馆。何淑馨老人肯定说,这是一起医疗事故,“那天下午,父亲去拍X光片,医生说不用家属陪同。父亲跟着医生走了,没想到两小时后还没有回来,后来母亲与我们去了X光室,只见父亲躺在推床上,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原来护工在背父亲的时候,把父亲在什么地方撞了一下,腿上有伤。当天没能拍片。第二天,父亲就不能吸烟了,医生用了药,但父亲第三天就开始昏迷,后来几天病情越来越重。再后来,一个医生经过检查发现是麻醉药使用过量,导致父亲昏迷,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从父亲去世到1986年,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父亲的名字似乎被埋没了。报刊上不再出现他的名字,哪怕有不得不提到父亲的地方,也用××代替了。1986年,暨南大学80周年校庆,何淑馨收到了请帖,有校友问她去不去广州参加校庆。当时从上海到广州的路费要300多元钱,另外,她说,去学校听别人说父亲是反动文人,没意思,不去了。这位校友告诉她:“你得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结论,老校长高风亮节,如果没有老校长,就没有我们大家。”
  80年校庆,暨大来了很多海内外的校友,很多校友得知老校长身份不清,感到很悲愤,有的学生流下了眼泪,他们白天开庆祝会,晚上聚在一起就谈老校长,回忆与老校长一起的时光,讨论如何恢复老校长的名誉。海外校友还捐助了很多钱用于修缮老校长在金华的故居、出版他的著作等等。当时,何淑馨想,校庆结束后,海外的校友都回去了,这些钱留在这里怎么办?这样做国家是否会同意?于是她就去拜见参加校庆的副总理王震。王震告诉她,国家有很多的事要做,我们还没来得及做这件事,你们完全可以做起来。有了总理的话,何淑馨心里有了底。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90年,何炳松诞辰100周年时,在上海、金华两地举办了为期7天的学术研讨会和纪念会。
  何淑馨说,过去父亲从来不在家里提起自己做的事,我们也不知道父亲干了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后来通过暨大校友的回忆录才知道。父亲有三位学生在台湾、印尼当了几十年的校长,他们告诉她,他们很想学老校长待人接物的风范,可是他们学不了。他们清楚地记得,当年在建阳,从学生宿舍到学校的路上,每次遇到校长,就能感受到校长眼神中流露出的对学生真诚的关心。那时候的事,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
  如今,在市区道院塘何炳松墓址附近的生态公园里,将要建立一所何炳松纪念馆,让更多的金华后人了解这位我国杰出的爱国人士、史学家、教育家和翻译家。而新版何炳松的著作《新史学》、《浙东学派溯源》等著作业已出版,一股何炳松研究热正在学术界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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