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春

    正当学校为迁沪之事紧张筹备时，又发生了两起人事上的变故，并最终影响到其后数年暨大的发展。

    一是建阳暨南大学发生风潮，导致学校负责人沈鍊之、周宪文、王勤堉等人的去职。据陆伦章回忆，《基本国文》教员魏应麟上课解释“伧父”之意为上海人所言之“江北佬”，引起苏北籍学生不满，到魏家问罪。有学生认为，前不久盛叙功、许杰两教师被逐，皆因魏唆使福州籍学生使然，故益发愤慨，遂有毁坏魏家什物之举。福州籍学生以同籍教师受欺，针锋相对，群起围攻苏北籍教师卢怀道寓所。一时全校群情惶惑，混乱失序。

    正好学生会以壁报联合会为基础，准备响应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会的号召，举行昆明惨案追悼大会，声援昆明学生的反内战运动。见学校出现上述情形，即刻发动进步学生组成全校学生护校委员会以稳定学校秩序，并要求校方解聘魏应麟、开除学生程力夫。但教师对护校委员会的要求反应不一，学校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使局面更加混乱。商学院院长周宪文、教务长王勤堉、代理校务的沈鍊之等见状纷纷离校他去。远在上海的何炳松遂指令陆伦章代理校务。陆伦章接任后即应护校委员会的要求解雇魏应麟，开除程力夫，稳定了学校秩序，并顺利地举行了期终及毕业考试。考试后，发给师生迁沪旅费，即行返沪。

    二是在学校搬迁过程中，1946年5月1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调何炳松任国立英士大学校长，委任李寿雍接任暨大校长。

    何炳松自到沪后，正为暨大的校舍安排、师生复员等事四处奔波，终以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于7月25日病逝。在其追悼会上，暨大师生的挽联、悼幛盈厅。其中一挽联谓“十载辛劳，身殉文教；三千桃李，泪洒江南”，可作何炳松执掌暨大十余年的写照。

    接替何炳松任暨南大学校长的李寿雍，1902年生，江苏盐城人。北京大学毕业，曾赴英国研究财经，历任中央大学、湖南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苏南行署主任等职。调任暨大校长前为国立重庆大学校长。1946年6月15日，李寿雍到沪履新。

    1946年3月，全校师生携带图书仪器及随身用品，分乘多辆卡车，从建阳经龙游到兰溪，再换船到杭州，之后转往上海。此次搬迁，有教职员工152人，学生1056人，部分工役及家属，路上耗时两月有余，耗费法币约1亿3千5百多万元。

    6月，学校师生历经磨难，返回上海。但李寿雍却将自闽复员的教师解聘82人，如教育系除留下个别教授外，余者一律解聘，几经交涉后，才以发给遣散费了事。当时陆伦章等教授曾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控诉这一不问是非、排斥异己的作法。而未续聘教员王大琛等联名致函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纠举李寿雍，信中云：“同仁等服务国立暨南大学历有年所。在抗战期间，暨大奉命由沪迁闽，同仁等在荒僻山城披荆斩棘艰苦支持，卒使华侨学府弦诵不辍。胜利后又奉命复员来沪，继续为侨教服务。不意校长更调，新任校长李寿雍不顾历史，不问是非，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将原有教职员续聘不及三分之一，其余大多数教职员约一百余人竟置之不顾。同仁等献身教育，忠贞不屈，复员以后反受解聘之辱，正义何在？公理何在？”并呼请“以公平合理之处置，俾同仁等仍然一秉初衷，为教育尽力。庶不致黑白混淆，忠贞寒心。”

    复员上海后，学校百废待举。1946年10月，在东体育会路赶建学生平房宿舍6栋，遂以此作为学校总办公处及理商两学院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和礼堂，称之为第一院；在宝山路亦建学生平房宿舍6栋，作为文法两院办公处及教学场所，成为第二院；同时购地10亩4分于青云路，建造教职工宿舍27栋，共64号。11月部署初定，即行开学上课。学校原存的图书仪器及教学设备，损失惨重，所剩无几。为适应教学急需，复员之初亦根据学校能力，多方筹措。

    1947年元月，学校耗资1亿2430万元从中央信托局手中购得四川北路润德坊敌伪房产楼房20栋，作为教授宿舍。图书仪器教学设备逐渐增益，到1947年4月，学校已有图书50000多册（1948年7月增至82832册），各学类实验仪器170件，化学分析实验仪器70余组，化学药品280余种，各种模型标本600余件。有教师142人，职员42人，学生1658人，其中女生232人。学校规模稍复旧观。1947年12月，学校又于第一、二院建成学生宿舍楼房各一栋。

    与此同时，学校院系规模渐次扩充。先是1946年8月奉教育部命令恢复停办11年之久的法学院，下设政治、经济、法律三系，文学院增设新闻学系，理学院增设人类学系并设置大学先修班。1947年8月，教育部核准历史地理学细分为历史学系（隶属文学院）和地理学系（隶属理学院）；数理系分成天文数学系和物理学系；会计银行学系分成会计学系和银行学系并于法律学系内设行政法学组。大学先修班因校舍不足而暂时停办。至此，学校院系就由复员之初的3院9系1馆（南洋研究馆）发展为4院17学系1组1馆，并拟恢复附中，已成为一所学科设置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权忙于内战，使得本已满目疮痍、奄奄一息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一步步走向崩溃。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如同流星坠地。在此情况下，学校的办学经费尽管一增再增，到后来甚至是几何级的增加，但都远远赶不上物价的增速。仅以国统区经济恶化尚不算太严重的1947年为例，可窥当时学校状况窘困之一斑。

    1947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暨南大学1947年度的经常费为1亿1528万元。嗣因增加院系，教育部又追加经常费8544万元。到6月，因物价飞涨，教育部遂追加原拨经费的二倍半，计2亿8820万元。全年度经常费总额已达4亿8892万元之巨。但沪上物价波动，与日俱增。学校每月全部经费，仅敷水电支出，到9月止，已超支3亿元之多，只能想方设法东挪西借并不断向教育部申请增加经费，但面对时刻飞涨的物价和一个濒临崩溃的政府，学校主政者维持校务已属勉强，更遑论寻求学校的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