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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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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传薪
[暨南人物·校长] 103岁校长见证暨南半世纪
百年暨大，百岁王越。
全国绝无仅有的百岁大学校长，就在暨大。
走进王越先生的家里，发现老人家早已在等待。外表看来像七八十岁的长者，一握手很有力量。
谈起故人旧事，王老声音洪亮，思路清晰，至动情处，笑声朗朗。而当问起他自己的成就时，他报以微微一笑，不愿多谈，只是淡淡地带过几本著作。
许多历史片断时常在老人的脑海中回味——陶行知、陈寅恪、陶铸、冯乃超、马寅初、梁实秋……当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从老人口中淡淡吐出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真是历史对于这位世纪老人的厚赠。
王越小传
1903年生，广东兴宁人。1921年，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师从陶行知。1933年起在中山大学任教，后任中大教务长。1958年任暨南大学副校长，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重新任副校长。第四、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著有《人格测量》、《教学原理》、《南楼诗抄》等。
“暨大就像我的孩子，我不能置身事外”
1958年为办暨南大学，陶铸到中大去“挖”人。王越受命组建暨大，并被任命为第一副校长，为暨南重建立下汗马功劳。说起今天风光旖旎的明湖，也正是王老带着师生“用肩膀挑出来”的。
暨大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破坏，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大学从此在中国大学名册上消失，老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老人陷入回忆当中：当时我在南边大概就是现在的三水一带劳动，都没什么人身自由了，但我始终没有灰心，我总坚信那种日子不会长久，总有一天暨南大学会重振威风。
1978年，党和政府决定复办暨南大学，当时王越都已70多岁了，又被重新任命为副校长。工作千头万绪，老人为何不在家颐养天年，去接受这样的重任？
一听到这个问题，老人兴奋起来：是啊，当时我已经很老了。我想，暨大就像是我的孩子，从它呱呱落地到学会走路，我有责任把它抚养成人，特别是他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置身事外。
追忆恩师陶行知，一往情深
“陶行知先生是影响我终生的恩师。当时中华教育促进会想要他去做试验，去一个叫晓庄的地方创办乡村教育，他就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在那里，他跟农民过一样的生活，还挑水挑粪。”
谈到恩师，王越先生一往情深。他的《从陶行知先生谈起》一文提到陶行知逝世前不久指出：“第一流教授具有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王越先生特别加注：“对于时下学术界某些人弄虚作假之歪风，具有深刻的针砭意义。”
该文更引用大量史实证明大儒朱熹言行不一，“私故人之财而纳其尼女”。这让人明白，王越为何在其英文著作《哲学上的自由争鸣时代》中要“还朱熹一个伪君子的本来面目”。
反感歌功颂德，陈寅恪怒关收音机
王老一生与学者名师交往深厚，但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陈寅恪先生。
他回忆说：老先生晚年在中大，最过人之处，就是他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从不逢迎权贵，提倡做学问要独立思考，他认为独立思考是做人最重要精神。
当时全国政协拟请陈老担任常委。陈老说：“我眼睛看不见，耳朵还是能听得清的，有些从前的熟人当了政协委员，在会上讲的东西，尽是歌功颂德，不讲真话，没有什么意思，我听着听着都气得把收音机关掉！只有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实事求是，我愿意听。”
梁实秋赠诗，回乡梦成终生遗憾
在王老客厅里，有一幅书法录了杜甫诗作：“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古人今人的思乡之情皆跃然纸上。落款赫然是梁实秋。
“这幅字说起来，是一件令我终生遗憾的事情！”王老感慨说，与梁实秋先生在中大相熟，他的儿子后来就在暨大数学系任系主任。上世纪80年代初，梁先生在台湾思乡情与日俱增，便写信给王越，想回来看看。“为这事我找了有关部门，后来也没结果。没想到一年后梁先生就离开了人世，非常遗憾！”
采访结束前，王老特意拿出手书的诗《忆陶铸》：“当年慷慨说黉宫，广厦连云指顾中。万里梯航归赤子，满堂弦诵坐春风。难忘短俸添长卷，岂有完人喻劲松。太息狂涛兴宦海，江淮何处觅遗踪！”
半世纪的暨南沧桑，鲜活顿在眼前。
陈序经
堪称伟大的校长贴心“为教授服务”
陈序经，这位暨大校长，上世纪50年代曾流传过关于他的一段佳话。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有一次到北京开会，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他。周总理笑问陶铸：“广东有一位最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学者专家，能聘到一级教授任教的教育家，你知道是谁吗？”
因缺乏调查而无从回答，陶铸难为情地望着笑容可掬的周总理。
“你要向陈序经请教，向他学习一点知人善任的好作风。”
登门慰问每位教授
陈序经(1903－1967)，字怀民，海南省文昌县人。少年时曾随其父两度侨居新加坡。1925年自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8年获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担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
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陈序经是一位极少数几位堪称“伟大”的大学校长、教育家。
他的儿子、华南工业大学教授陈其津是这样理解父亲的“伟大”：
一是“抓教授”的办学思想。“知人善任”之于陈序经，的确名不虚传，担任岭南大学校长时与全国最博学史学大师陈寅恪的一段知交，即是明证。
陈序经有一句口头禅：“我是为教授服务的。”在1963年1月—1964年6月任暨南校长期间，他一样知人知心，优容雅量。对所请的名教授，每个人的学术经历和特长，不用去人事部门翻档案，他就能如数家珍。“他的专车成了欢迎老师乘搭的‘校巴’，他上班后亲自登门慰问每一位教授，这种胸襟风格，现在有几个中国大学校长能做到？”
凌晨起床耕耘“自留地”
二是与现在很多“官员校长”相比，陈校长的学术跟他的治校水准一样，绝对全国一流。除了早年震动全国的“全盘西化论”，他晚年更在三年内完成了200万字的东南亚各国史研究；《中西交通史》全书80万字完成一半，连西哈努克亲王也找他要书了解柬埔寨历史。
这种“超人效率”，令当时周扬也大为惊叹，找陈校长“取经”。
陈其津道出：“父亲的秘诀是无论政务多么繁冗，他一定调好闹钟，凌晨三四点起床，耕耘他的‘自留地’，写两三个钟头，8点钟正常去上班。”
1964年6月，陈序经离开暨南，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陈序经被“四人帮”迫害突发脑溢血而逝世。
在反思中国大学体制的今天，拜读陈序经这本大书，仍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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