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人物·校长] “宏教泽系侨情”三掌门



  回顾百年暨南,无法回避旧中国时代的三位“掌门人”:创办者端方、两度掌校的郑洪年、主政11年身殉文教的何炳松。他们呵护暨南如子女,为中华侨教的发展呕心沥血。

  几起几落间,暨南总能在夹缝中生存、崛起、壮大,每一坚实的脚印后面,都凝聚着历任校长的心血甚至生命的尊严。

  校长芳名

  赵正平(1886—1945),字厚生,号仁斋,别署南风主人,笔名侯声,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1918-1920夏,1921秋—1925夏连任国立暨南学校校长。
  
  柯成懋,1920年夏至1921年秋出任国立暨南学校校长。
  
  姜琦(1886—1951),字伯韩,浙江温州人,190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国文书院,1915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1925秋至1927夏出任国立暨南学校校长。
  
  沈鹏飞(1893—1983),字云程。广东番禺人,1917年赴美留学。于俄勒冈大学学森林工业,获林学士学位。旋在耶鲁大学研究院继续攻读林学,获硕士学位。1934年1月至1935年7月任国立暨南大学代代校长。 
  
  李寿雍(1902—?),江苏盐城人。北京大学毕业,曾赴英国研究财经,历任中央大学、湖南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苏南行署主任等职。1946年6月至1949年5月出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端方:“最开明满洲贵族”手创“第一侨校”

  清末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许多故事早被历史的烟云淹没了,留下慈禧太后葬礼上的那一幕———他跑去东陵为慈禧送葬的队伍拍照片,触怒了监国摄政王载沣,认为不合礼法,遂落了个免职的结局。1911年四川“保路”风潮渐起,他在这个多事之秋,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并由湖北率军前去镇压如火如荼的保路风潮,在资州被起义新军所杀。

  现在真正使人们想起他的,是他手创的这一所“中国第一侨校”。

  作为“最开明的满洲贵族”,端方于1905年受清政府派遣,与戴鸿慈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其从欧洲归国,途经南洋,受到当地华侨商人和华侨学校师生列队欢迎。由此深感举办华侨教育之不可缓。于是奏请朝廷,在南京薛家巷创办暨南学堂。

  端方极爱护学生,多方照顾。豁免学费食宿费、赐“尚方宝扇”以被免侮、停车邀学生同游,这些小故事至今流传。

  尽管一生颇具争议,但端方对教育的巨大贡献让世人钦佩。他创建了包括暨南学堂在内的各类大、中、小学200多所;他向国外派遣了1000多名留学生;他领衔上奏废除科举制。

  在他死后不久,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暨南学堂也在革命炮火中第一次沉沦。

  郑洪年:首任堂长两度掌校光大侨教

  郑洪年(1876—1958),广东番禺人,少中举,能诗文,曾师康有为,继就读于广州广雅书院,两江政法学堂毕业后历任国民政府要职。他参与创办暨南学堂,任暨南学堂的首任堂长和国立暨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1907年暨南学堂开办时,郑氏担任首任堂长,与学生相濡以沫,对暨南极有感情。时隔20年之后,1927年,郑洪年回到他心仪的暨南园,出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开始了他7年的励精图治。在他的辛勤培育之下,暨南学校升格为国立暨南大学。

  “任事之初,以集中人才为先图,其学有专长,德行足为学子表率者,无远近皆以礼先之。”在任期内,他广罗人才,延聘了大批著名教授学者来校任职任教,如潘序伦、陈钟凡、夏丏尊、叶公超、梁实秋、瞿俊千、许德珩、洪深、张君劢、周建人、夏衍、罗隆基等。延聘的教员中,留学国外并获得博士学位的有19位,获得硕士学位的有26位。可谓人才荟萃,阵容鼎盛。

  郑洪年在学术上兼收并蓄,允许各种学派、不同团体观点,各抒己见,自由阐发,让学生独立思考,判断抉择;经常邀请名流名家到暨大演讲,如鲁迅、蔡元培、马叙伦、李达、胡适等都应邀而至;倡导和支持学生组织学术团体,进行学术研究,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

  他十分重视南洋问题和华侨问题的研究。在他的倡导和筹划下,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于1927年9月21日成立,出版了学术刊物《南洋研究》、编纂了《南洋丛刊》,取得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为国内外所瞩目。他说,创办和发展华侨教育是“冀以教育手段俾成学术化拯救海外数百万侨胞于水火,达到平等自由”。

  1934年1月,郑洪年辞去暨大校长职务,赴南洋考察华侨教育,“八一三”事变后旅居香港。据曹聚仁回忆,郑洪年晚年听到暨南大学复校的消息后,不觉喜形于色,连连说:“我老了,我老了,帮不了什么了!”挂念之情,绵延不绝。

  当今学子还应牢记的,还有郑校长语重心长的一段训话:“今世俗流于颓废,我暨南同学独不可颓废;习俗沦于厌世,我暨南同学独不可厌世。自今以往,绝摩登之风,去物欲之蔽,坚其意志,晔其智慧,强其体魄……应养成刻苦自励之精神,以为异日任重致远之准备。”

  何炳松:“汉曹不两立,忠奸不并存”

  何炳松(1890—1946),字柏丞(臣),浙江金华人。我国著名史学家、教育家。留学美国,获普林斯敦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35年6月至1946年5月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

  他主政的11年,是暨大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战火纷飞、多次迁徙,正是他的呕心沥血,方使暨南历艰险而岿然不动。

  在1935年9月12日开学典礼上,他说:“我们要造成复兴民族之斗士,不要造成争权夺利之政客。”他广邀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尤其各院系主要负责人阵容,均一时之望。如周予同教授兼任教务长、郑振铎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当时,延聘的著名教授还有周谷城、许杰、郭绍虞、周宪文、傅东华、钱亦石、胡愈之、李健吾、孙大雨、刘大杰、钱钟书、吴文祺等。

  其时暨大办得颇有起色,1936年《东方杂志》评论认为:“广州的中山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武昌的武汉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都像春花怒放,成绩斐然。”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真如校舍毁于战火,暨大迁入租界4年;而后何校长又带领师生,千里搬迁到福建建阳山区,创造抗战时期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当时为了庆祝他掌校10年,师生还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仪式。

  1946年7月25日,何炳松校长积劳成疾,上海病逝。综观一生,除了用校款从日寇虎口抢救国宝以外,还有两件大事,最能彰显其民族气节:

  一是在孤岛时期,坚决不做日伪统治下的“顺民”。当时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上海伪政府通知各校停课举行庆祝。暨南师生群情激愤,慨然抵制。何炳松校长郑重宣言:“汉曹不两立,忠奸不并存”。

  二是与陈序经的那场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著名论战。针对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何炳松先生站了出来,牵头王新命等十教授,于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史称“中国本位派”,力主“(针对传统)不守旧;(针对西学)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由此激起了一场“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战,余音至今还有回响。

  何炳松手书的校训“忠信笃敬”,影响深远。这也是他一生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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