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946年，在这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不少大学在战火中停办了，暨大却在福建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城“弦歌不辍”。

　　建阳，于是成为暨大百年历史上唯一一个非大城市的校址。直到现在，建阳人还会很骄傲地谈起，当年有一所著名的大学在他们县停驻了5年。

尽管避开了战火，但学校设施较为简陋，校长何炳松(立者)亲自带头参加劳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以“中立”和“治外法权”为由得以暂时保存的上海租界，被日军迅速占领，暨大和另外20多所困于“孤岛”内的大专院校再也呆不下去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留在上海等待着日益猛烈的炮火，二是离开繁华都市迁到战事平稳的内地。据史料记载，当时能立即决定并实行全面南迁的只有暨大一家。

　　后人不得不佩服何炳松校长的高瞻远瞩，早在1941年夏，就已在闽北建阳设立分校，时局突然恶化立即决定举校南迁。

　　建阳旧称潭城，历史上曾因宋儒朱熹讲学和印刷业发达而闻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江浙、福州相继沦陷，建阳从大后方成为抗敌前沿指挥所。因为崇山峻岭、易守难攻，建阳终能偏安一隅，从而为暨大弦歌不辍、继续办学提供了客观条件。

　　1942年2月初，刚过春节，同学们二、三人为一批，先后离开“孤岛”，经杭州进入浙东沦陷区，白天绕道走小路，夜间偷渡敌人封锁线，蛇形匍匐，在进入闽北时，在行进中曾遭到敌机疯狂扫射，幸无伤亡。到达建阳，远远的看到“声教南暨”的红色牌坊时，不少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们浑身泥污，泥水和汗水湿透了衣服，夜风一吹，冷得发抖，可是一时又无法换衣，真是饥寒交迫。田野里，一片黑暗，荒无人家。我们不得不拖着饿得发软的两腿赶路，因为急于要找到一个吃饭和住宿之处！”一位商学院43届同学在回忆中写到，他们一行八人，在向导带领下从上海出发。一路上尽量避开日伪关卡岗哨，行荒郊，走小路，迂回曲折。经历了冒险渡江、身陷淤泥、遭匪洗劫等劫难，走走停停，历时十五天，辗转六百余公里才终于来到闽北建阳。

　　分校同学欢迎总校大哥：

　　淫威下的大厦，不如自由冷庙

　　1942年3月9日的《东南日报》上，登载了一封感人的建阳分校欢迎总校同学的公开信：

　　在这里，面向北方，敬爱的总校同学们呀，我们热情的举起手来：“欢迎总校同学！”

　　你们不晓得我们怎样一副面脸，正如我们不晓得你们一样。但我们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心情。我们关怀你们这次艰苦的行程，正像你们在去年关怀我们的长成一样。这次，沿途的风霜雨雪辛苦了你们吧？沿途的敌寇的搜检更气坏了你们吧？在这里，敬爱的大哥们，分校的弟弟向你们致最大的敬意与慰问！

　　从已到达的同学们口中说出，我们知道了敌寇怎样施用恶辣的毒计，来消灭我们的学校。他抄去了我们的簿册，他企图绑架我们的老师，他还千方百计不让你们跳出魔窟。当我们听说你们有被敌寇凌辱时，我们心里无不燃烧着怒火，我们恨透了那群将趋末日的魔鬼；我们也怀着崇高的敬意，因你们这种艰苦不拔的精神。我们深深埋下了这一颗忿恨的种子，在学习上、工作上，有如得了一针补剂。

　　我们这里互相说着：看将来是谁的南洋！

　　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建阳是旧日朱熹讲学的所在，武夷山远远的能够看到，校前横着昼夜奔流不息的崇溪。我们时常躺在溪边的草场上，听清流拍着岩石，听船夫们朗壮的呼喝。祖国的大自然正如一部大书，它给予我们不少活的知识。我们并不会因了那些艰苦的物质生活叹苦，也不因简陋的设备而阻碍了学习。我们在艰苦中生活，我们在简陋中学习！

　　为你们而备的房屋，已经大部完工了，虽然也是非常简陋的祠堂冷庙，但我们相信你们不会为这些而苦恼的，这一次伟大而辛劳的行程中，你们更明白生命崇高的意义了。淫威之下的洋楼大厦，决不会比自由土地上冷庙祠堂强些。边沁说：“做猪仔舒服，不如做苏格拉底受苦。”这句话，就是总校已到此间大哥们对我们说的。

　　总校的同学呀！你们快点来吧！分校的同学盼望着你们啊！

　　建阳风貌

偏安一隅的建阳礼堂。　　

　　当年“大学城”：文庙中的暨南香火

　　暨大在建阳的校址以童游文庙为中心，是时文庙年久失修，荒草长满庭院，两庑常住着乞丐。经过整修与兴建，大成殿扩建后作为大礼堂，明伦堂和东西庑改建成教室、办公室、宿舍，崇圣祠改建成图书馆，董家祠、杨家祠、袁家祠、忠烈祠、三圣庙、起春庵等改建为教职员工和学生宿舍。

　　几十年后，暨南学子还念念不忘建阳旧校址，杨耀宗校友以诗咏志：“抗战烽火遍地起，颠沛流离到潭城。学府暨大迁来此，文庙尽是读书声。”

　　当时的年轻学子而今早已白发苍苍，但回忆起60年前的校园，却依稀似在眼前。一进悬有“国立暨南大学”六个大字的校门，何炳松校长手书的“忠信笃敬”的校训大横匾赫然在目，大门前方是“声教南暨”四个大字，门顶装有大风灯(煤油灯)，战时学府气派俨然入目。

　　为方便校内人员出入往返，学校除在各宿舍门口的通道上加以整修外，还特地建筑一条小马路，可以通行小汽车，当时命名为“抗战路”，中间建造一座坚固的木板桥，命名为“致远桥”(即原下马亭处)，桥前面竖立一座油漆木牌坊上面书写“声教南暨”四个大字。

　　经过两年的努力，以文庙为中心，一幢幢绵延不绝的房舍所构成的建筑群，耸立于碧绿如带的建溪侧畔，整个童游的面貌，焕然一新，仿佛已成为暨大的“大学城”。

　　建阳行别　

　　“到上海去！”建阳终非久居之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时人回忆道：“广播电台欢喜的播出，把全校学生从宿舍里哄了出来！抢买鞭炮，把整条童游街放得震耳欲裂，纸屑满途。鞭炮放完了，又从宿舍里拿出洗脸盆，打得整天价响，狂欢一场！”那段日子，“到上海去”一度成为暨大不少同学的口头禅。

　　1946年春，暨大提前考试后放假，于4月开始迁沪工作。学校组织了几辆卡车，将全部图书、仪器，经龙游、兰溪和杭州运抵上海。另一方面，学校向师生分发路费分批回沪。复迁工作历时两月，于6月全校迁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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