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回归前夕，暨大学生在制作拼图迎接盛事来临。
1999年11月，暨大承办了广州地区大学生迎澳门回归长跑活动。
上个世纪末，香港和澳门这两颗“宝石”回归祖国怀抱，是轰动世界的两大盛事。
作为华侨第一学府，暨大师生特别是港澳师生，都对港澳回归投入巨大的关注，不少人还躬亲奔走，贡献力量。在港澳回归发展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散落的是暨南人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而在港澳治理中，也有不少暨大校友各司其职，为市民谋福祉，为社会献良策，成为港澳繁荣发展中的重要力量。
校董力争主权 最早提出澳门须驻军
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曾是暨南大学的校董，也是暨大的名誉博士。1988年9月5日，他被任命为《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回忆起澳门回归的前前后后，他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马万祺介绍，在起草《澳门基本法》的过程中，委员们对某些问题存在争议，例如《澳门基本法》第四章第七节增加的第一百零二条，条文是“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检察长在就职时，除按基本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宣誓外，还必须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万祺和部分委员一致认为，必须增加这一条才能表达出对国家的尊重并将影响全体同胞对祖国的认同。经过深入讨论和征询各界意见，起草委员会最终决定加入这一条。马万祺在澳门第一届主要官员宣誓仪式前告诉江泽民同志，仪式中增加了向中央人民政府宣誓的内容，江泽民对此表示肯定：“澳门同胞的觉悟很好，把爱国主义放在第一位。”
鲜为人知的是，马万祺还是最早提出澳门必须驻军的人之一。马万祺介绍，1998年8月，葡萄牙政府突然要求中国政府不在澳门驻军，理由是葡国在1974年已经撤出了驻军，所以澳门也没有必要进驻解放军。但马万祺记得邓小平先生在谈到香港回归中的驻军问题时斩钉截铁地说过：驻军代表国家的主权，这个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因此他认为必须坚持邓小平先生的观点，澳门也一定要驻军。
马老于是在1998年9月在北京港澳中心举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向原新华社澳门分社王启人社长提出“澳门一定要驻军，驻多驻少是我们的问题”，并与王社长详谈了澳门人的心理以及一部分葡萄牙人的殖民主义心态问题。王社长把马老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和支持。
暨大博士成澳门基本法推广先锋
1992年获得暨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杨允中先生在澳门回归祖国的过程中也作出过突出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受到澳门特殊的社会背景所吸引，杨允中就参与策划成立了澳门社会科学学会、澳门经济学会、澳门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等民间学术团体，利用澳门比较丰富的研究课题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用业余时间完成了各类学科的学术论文300多篇，其中，“一国两制”研究与“微型经济”研究是他投入精力最多、思考最下功夫的两大主题。
1989年，杨允中加入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处，和起草委员会配合，成立了5个专题咨询小组。4年多来，杨老配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日程表完成各阶段的全面深入咨询，另一方面也通过形式多样、为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方式扩大宣传推介基本法。让基本法起草与咨询过程变成一次深入而系统的爱国爱澳教育、提升公民意识的过程——先后推出的基本法常识比赛、美术比赛、征文比赛、儿童填色比赛、游园会、图片展、演讲比赛等等，很受市民欢迎。
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完成之后，澳门组建了一个民间社团，叫“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其成员主要是原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功能是宣传，推介绍澳门基本法，杨老作为副秘书长，策划了基本法培训班、学术讲座、学术研讨会等较为系统的活动，这些项目现在已成为宣传推广基本法的传统形式。
“我把祖国决定写进了港英立法局记录”
1992年7月，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上任后不久，便推出了一个与中方对抗的香港政制改革方案，对香港面临的1994年区域组织选举和1995年立法局选举完全搞了另一套设计，甚至提出“直通车”。该设计，也就是后来彭所公开的政改方案，违反了联合声明，违反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也违反了中英双方过去已达成的有关协议和谅解。
当时，爱国爱港人士都十分愤懑，一方面坚持维护“联合声明”，一方面积极为香港平稳回归祖国而奔走。在1994年八届二次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上，作为香港代表，暨大校友、香港立法会议员郑耀棠提出了一个提案，其他32位代表签名认同，要求废除英国政府单方面决定的有关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等选举安排。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该提案作出决定并通过，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等。在1997年6月30日，港英政府立法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郑耀棠发表了“致谢词”，并在最后时刻把这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读了一遍，作为致谢词的结语，使港英政府的立法局记录上不得不“忠实”地写入了祖国的决定。目前，郑耀棠担任香港工会联合会会长，以及特区政府多个范畴的顾问角色，并身兼策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医院管理局成员及就业专责小组成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