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陶铸和曾志的女儿，曾以《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而闻名全国，现任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为陶铸之女陶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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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陶铸，就没有今天的广州暨南大学。1958年，华侨高等学府——暨南大学决定重建，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广东省政协主席的陶铸成了重建暨南大学众望所归的人选。如今，在暨南大学诞辰100周年之际，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满怀深情，回到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她说：“暨南大学让我感到特别亲切，暨南大学校长这个头衔也是我父亲最看重的头衔。”

    对暨大的内在亲切感因父亲而来

    记者：您父亲任暨大校长时，带您来过暨大吗？

    陶斯亮：我那时候在北京上中学，只有寒暑假才回来，而且那个年代没有旅游这个概念，我很少有机会到暨大玩。虽然我从来没有在暨大学习过，父亲也没有带我来过暨大，不过我总是觉得自己和暨大是有缘份的，听到暨大两个字也有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是与我父亲联系起来的。

    父亲想法很纯朴：以一个执政党干部的身份帮暨大打好基础

    记者：您父亲陶铸先生有没有经常跟您提到一些关于暨大的事？

    陶斯亮：这个我印象不太深，但我很了解父亲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暨大是一所很老很有名的学校，命运多舛，几起几伏，经历了许多坎坷。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实力薄弱，对教育也不是非常重视，尤其是要重建一所面向侨民的大学有很多困难。本来华侨大学的校长应该由华侨来做，但我父亲有一种纯朴的想法，他觉得暨大的第一步一定要走好，他希望以他一个执政党干部的身份帮暨大打好基础，等到学校真正成长起来以后谁来当校长都没有问题。就是因为这种淳朴的想法，他答应了做暨大校长，花了很多的心力为暨大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父亲的写照：“工作狂”+“苦行僧”

    记者：您父亲是一校之长，应该是十分严肃严谨的，在面对您的时候他又是怎样一个父亲？

陶斯亮：父亲给我的教育非常传统，他和母亲的潜移默化对我的人生观、世界观影响很大。他们是非常标准的共产党员，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清廉到家，又很刻苦，都是苦行僧。你们想，工作狂加上苦行僧，生活会是怎么样！他们什么工作都往前冲，什么享受都没有，把所有的心血都扑在工作上，对生活毫无要求。他们总是说给予比收到更幸福。他们给了我很多很传统很系统的教育，教育我要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要厚道、大方、诚实、善良、对人要知恩图报，要宽容，要善于同情和理解。虽然父亲看起来是那么强悍的一个人，但特别鼓励我去发扬人性中闪亮的、有同情心的一面。

    父亲让女儿学医的决定改变了女儿的一生

    记者：您说过父亲很有诗人气质，您热爱文学也是深受父亲影响。您那篇《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感动了许多人，很疑惑您读大学的时候为什么会弃文选医？

    陶斯亮：其实我一直是想学文科的。但因为我是独生女儿，做事比较散漫，生活上也没有多少自理能力，东西经常放得乱七八糟。刚好那个时候上海军医大学来广州招生，我父亲认为我应该去军医大学里进行锻炼，培养严谨的生活作风。而且父亲一直认为学文科太空了，应该学门手艺，可以为国家作实在的贡献。我当时很不情愿，你们想，军事化的管理，吃饭、走路、叠被子都有要求，还要拉练、出操，开始真的很不习惯，老受批评，还曾经因为自己影响了全班的分数。结果文革证明，当年父亲的选择是对的，那六年严格的军事化训练打掉了我的“娇骄”二气。后来父亲出了事，幸好有当年的锻炼，我变得很坚强，对艰苦的生活也很有耐力。我现在想，如果那六年是在家庭生活中度过，现在结果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如果父亲在世，最看重的一定是暨南大学校长的头衔

    记者：这一次您回来参加六先贤铜像揭幕，站在父亲的铜像前拍照，心情怎么样？

    陶斯亮：我很感谢暨大的领导和师生，在快50年之后，仍然能记得我父亲曾经做过的一点点力所能及的贡献。这对我们都是很好的教育，让我们知道，一个人只要做了一点贡献，后人都是会纪念他的。父亲一生是党的工作者，有过很多职务，书记政委的头衔很多，唯一不同的是当过四年的暨南大学校长。如果他在世的话，我相信他最看重的一定是这个大学校长的头衔，这是一顶桂冠。

    （记者：马欣然  李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