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大学校史”作为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逐渐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尤其是近年来，在全国高校“校庆热”的大背景下，大学校史“撰写热”也一时风靡，蔚然成风。一部好的大学校史稿，不仅可以总结办学经验，探索办学规律，为高校的长远发展提供某些借鉴；而且还可能成为一部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的学术著作，如《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校史》以及《四川师范大学校史》等都是其中的学术力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大多数高校的校史稿资料征引不足，编写思路单一，形式单调，更少见富有“学术含量”的校史力作出现。近日，笔者幸读由张晓辉任主编，夏泉为副主编，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发行的《百年暨南史（1906——2006）》一书，不禁眼前一亮，洋洋75万字，全景式再现了“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100年来的风雨历程，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百年暨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风貌。全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资料翔实、立论公允，既注重行文的学术规范性又兼及作品的可读性。可以说，《百年暨南史（1906——2006）》的问世，为教育界和学术界编写大学校史提供了一个范例。

一、“全景再现”与“个别放大”相互结合

    《百年暨南史（1906——2006）》全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既“全景再现”了百年暨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真实风貌，又“个别放大”了暨南的“侨校”办学特色，真正做到了详略得当、重点突出。

    全书内容丰富而厚重，以已有的《暨南校史（1906—1996）》为基础，按时序、分段撰写，共分九大章，依次为“南京初创时期”、“真如发展时期”、“上海‘孤岛’时期”、“建阳时期”、“复员回沪时期”、“广州重建时期”、“广州复办初期”、“争取面向21世纪的重点大学”以及“进入‘211’工程建设时期”。全书以百年来暨南大学的发展演变过程——1906年初创暨南学堂、1917年规复国立暨南学校、1927年升格国立暨南大学、1957年广州重建以及1978年复办等为经，以人物（如校长、校董、大师、学子等）、事件（如院系设置，迁址真如、建阳等）为纬，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暨南大学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校舍播迁、教学科研、师资建设、学生管理、校长（校董）更迭、校园文化、爱国民主运动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概况，详尽地阐述了百年来暨南大学三落三起、五度播迁的风雨传薪之路，清晰地勾勒了“华侨最高学府”从清末暨南学堂到民国国立暨南大学再到共和国暨南大学的历史演进过程，真实再现了“忠信笃敬、知行合一、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的暨南精神。

    百年来，暨南大学作为“华侨最高学府”，始终坚持“弘教泽而系侨情”的办学宗旨，恪守“忠信笃敬”的校训，勇敢地担当起了“声教南暨”的历史使命，培养了大批海内外优秀的华侨子弟。因此，在“全景再现”不同历史时期暨南真实风貌的同时，全书也“个别放大”了暨南的“侨”字特色。如在第一章“南京初创时期”中，撰写者着重论述了学校为适应南洋华侨的实际需要而设置师范科和商业科的具体情况；又如，暨南大学一直是国内“南洋问题”研究的重镇，从早年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到今天的“东南亚研究所”，撰写者都不惜笔墨，给予较为详细地阐述；此外，暨南学子来自海内外的不同地方，身受不同文化背景的熏陶，尤其是侨生们给暨南园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异域文化，撰写者紧扣此点，在每一章节都以较大篇幅介绍暨南园的文化生活，以彰显“和而不同”的暨南精神。

二、“资料翔实”与“立论公允”相互辉映

    梁任公先生曾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1]40然而，纵观目前已出版的大学校史稿，极少数能做到“资料翔实”，大多数的校史稿资料征引严重不足，甚至有些校史稿通篇就没几个注释！《百年暨南史（1906——2006）》作为一部大学校史稿，其最大的特点即真正做到了史中有论，论从史出，“资料翔实”与“立论公允”相互辉映。

    百年暨南三落三起，五度播迁，金陵、申城、建阳、羊城都留下了暨南“薪火相传，弦歌不辍”的身影。然而，这也给撰写者搜集校史资料带来了一定困难，诚如本书后记所言，“于2005年暑假分赴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福建等地档案馆、图书馆查找资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检阅全书，撰写者用“艰辛的劳动”换来了“胜利的果实”，书中征引了数百种参考文献，包括档案史料、资料汇编、报刊杂志、方志年鉴、文史资料、口述史料等。特别是本书的前五章，征引资料尤为丰富、翔实，其中既有南京“二档馆”、上海档案馆及暨大综合档案室的档案史料，又有《端忠敏公奏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编》（台北）、《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等资料汇编，还有《民国日报》（上海）、《教育杂志》、《中国与南洋》等民国期刊资料，此外，《暨南校史（1906—1996）》、《暨南校史资料选辑》、《建阳县志》等也散落其间。全书正是以这些翔实可靠的史料为立论基础，对百年来暨南经历的风雨历程作了客观而公允的论述，真正做到了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如本书第四章第五节，撰写者利用《何炳松纪念文集》及上海档案馆所藏《何校长报告记录》（1942年）等文献资料，对何校长筹办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的始末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虽然东南联大最终并入暨大，但撰写者根据翔实的资料，依然给予其较高评价，“尽管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学校未能正式成立，‘然我教育部筹设东南联合大学之至意，实属高瞻远瞩，为中国抗战教育史上值得纪念之一页’”（P170—176）。

三、“学术性”与“可读性”相得益彰

    “学术性”与“可读性”相得益彰是本书的又一大特色。学术性强的史学作品往往可读性较差，普通大众对此并不“感冒”，作品因而也不能广泛地流布与普及，至多仅是供史学界的学人们“自娱自乐”罢了。《百年暨南史（1906——2006）》既注重行文的学术规范性又兼及作品的可读性，巧妙地拿捏了“学术性”与“可读性”二者不易兼容的关系。

    校史稿往往是校庆的“应景之作”，但本书的撰写者治学态度严谨，既然是修史，首先应注重行文的学术规范性。基于这样科学严谨的治学理念，全书的史料征引十分规范，仅举档案史料为证，本书所引用的档案史料都注明了所藏档案馆及档案编号，如“何炳松：《就暨大近况致教育部文》（1937年10月），原件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全宗号5，案卷号3400。”（P106）；另外，本书的撰写者充分尊重学人们已使用过的史料成果，每每引用，必有交代，如在引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具筹粤省特设专校以便南洋华民子弟就学折》时，撰写者就专门注明此史料转引自邱建章：《论晚清政府的华侨教育政策》，《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P10）除注重行文的学术规范性外，本书的撰写者没有固步自封，还注意吸收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如在第六章第三节“陈序经任暨大校长”一目中，撰写者先后引用了夏泉发表在《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2期上的《陈序经与暨南大学》和张太原发表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上的《浅析陈序经的高等教育思想及实践》等学术论文。（P240—241）

    此外，全书行文流畅，文字精炼，文笔优美，可读性极强。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前有些大学校史稿的撰写人员水平有限，使用文字空泛，多次出现像“伟大”、“辉煌”、“巨大”、“一流”、“空前”之类的“大词”，且用之过频，很有以词害义的倾向。^[2]本书撰写人员文字功底深厚，驾驭语言能力十分出色，如主编张晓辉教授，目前已在《近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5部；副主编夏泉博士也在《新华文摘》、《高等教育研究》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撰写或主编专著3部。正因本书撰写阵容强大，故而全书没有味同嚼蜡、干瘪枯燥的词藻及冗长复杂、苍白空洞的句子，取而代之的是，诸如“远涉重洋，负笈祖国”、“尽笳吹弦诵在建阳”等文雅、优美的语句。

四、“金无足色”与“瑕不掩瑜”

    正所谓“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任何一部学术作品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百年暨南史（1906——2006）》亦未能免俗。由于编纂时间仓促，本书也存在一些今后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仅举一例示之。前文已述，本书所征引的资料颇为丰富、翔实，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翔实而丰富的史料并没有在书后整理列出，倘使编者将全书主要征引的参考文献按“档案史料”、“资料汇编”、“报刊杂志”、“方志年鉴”、“中文论著”、“文史资料”等分门别类地一一列出，或许会使本书更加完美。然而“瑕不掩瑜”，纵览全书，笔者认为，本书是后来者研究中国近代华侨教育史，尤其是近代华侨高等教育史无法避开的一部作品；同时，本书也可称得上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大学校史精品。

    张晓辉主编、夏泉副主编：《百年暨南史（1906——2006）》，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参考文献]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2]周良书.大学校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4）：61

（暨大文学院2005级研究生  张绍磊）